广州北京路繁华闹市间杠杆融资炒股，大厦一隅，藏一处静谧之地——“邱氏书室”，康有为“万木草堂”办学点之一。
1891年，康有为租用“邱氏书室”，正式设堂讲学。一年后，学堂迁于如今广卫路附近的卫边街邝氏宗祠。1893年，学堂再度搬迁，并将学堂名称定为“万木草堂”。
短短3年间，万木草堂汇集英才，一批批学子立志成为以变法图强、振兴中华为己任的维新志士。黄嵩龄，便是其中一员。
黄嵩龄，广东台山人，受当地出海谋生人士的影响，西方资讯和洋务派思想有意无意地被孩提时期的他接触。1894年，23岁的黄嵩龄步入万木草堂，随康有为大弟子梁启超、韩铭基等人一起求学，拜师康有为。
他被称为“晚晴奇人”，多重身份交织着跌宕起伏的人生，受到历史学家们的关注和研究。他的一生，致力于改革社会、振兴国家，践行“经世致用”。他要求子女“自立自创”，后代在政治、水利、医学、军事、教育等领域均有所建树。黄氏家族，一个百年家族，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。
维新志士 情系家国
地处江门台山侨乡核心区的南隆村，竖着几块举人旗石，备受历史学专家、学者的关注，这块刻有“乡试中式第一百零八名举人黄嵩裴立”字样的举人旗石，主人便是黄嵩龄（黄嵩龄原名为黄嵩裴）。
了解黄嵩龄生平事迹，“双料”举人、清末民初维新志士、康有为弟子、梁启超师弟、京师大学堂首届优等生……无不透露出他孜孜以求为图强，求索变法的执着。凌晨三点，挑灯苦读，他认为，身归家国羽毛轻，自小立志要振兴中华。
1894年，黄嵩龄以正榜第一中秀才。随后，他在广东乡试中举人。1895年，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《马关条约》，还在备考会试的他听到消息，马上与来自全国各地数千名举子，还有师兄梁启超，一同联名上书，这便是史上有名的“公车上书”。1898年，黄嵩龄加入保国会，参与戊戌变法，变法失败后离开北京。具有新式教育背景的他，矢志不渝地践行“变法图强”的主张，关注“痛点”，明确提出革新方案。如，上万言书给宪政编查馆，请改革官制，并提议设交通部、农工商部。
辛亥革命后，黄嵩龄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进入国民政府，非常关注粤汉铁路的建设。毕竟，铁路动工了十几年，前期工程陷于瘫痪状态，人人听了都直呼“烫手山芋”。1914年，怀有强烈改良抱负的黄嵩龄以“粤路整顿办法”上呈民国交通部，被委以协理之职，“帮掌”粤汉铁路广东段的建设运营。上任后，黄嵩龄抱着“倘非急速进行，岂非贻误大局”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面对复杂的修建地形，在一片“缓建”的建议声中，力排众议，整顿变革，顶住水灾兵乱，粤汉铁路广州至韶关段终于在1916年6月建成通车。
风雨飘摇 诗烬余殇
黄嵩龄一片丹心，变法图强的心从未泯灭，无奈日寇铁蹄打破安宁，晚年一直在风雨飘摇中度过，身体和精神都遭受极大创伤。“我十岁那年，看见父亲被日本人打得头破血流”黄嵩龄的小女儿黄璧坤回忆道。
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。退隐“草庐”的黄嵩龄始料未及，读书、写诗、培养子弟的晚年计划被中断。了解当前局势，黄嵩龄励家中成年子女送上前线，冲锋杀敌。1938年，日军进攻华南，广州沦陷，黄嵩龄举家避居香港。原以为，一年半载便可归家，未曾想到，抗战胜利的消息迟迟未到。
日军占领广州，继续南下入侵香港。当时黄嵩龄家里10口人，用碱水把所剩无几的大米发泡后，每人分得一小碗充饥，艰难的时候，甚至偷偷跑到日本军队的养马场，试图捡马粪中未被消化的小麦粒当粮食。战乱年代，数米而炊实属无奈之举。于是，黄嵩龄带着家人回老家。途中遇日军检查，对方对黄嵩龄的行李有所企图，双方争论了起来，对方抢过黄嵩龄的铁拐杖，重击他的头部，鲜血直流。71岁的他，年事已高，并未让事态升级，最后跟家人说：“我这件长衫不要洗，留下来给子孙看，让他们替我报仇。”
父亲自那次头部受伤后，渐渐失明，但打理千顷书院的事务一天也没落下，一直坚持与强占书院的日本人交涉，三番五次地争取要回。
退隐和避难期间，黄嵩龄写了大量忧国恤民的诗作，其中四百余首存于《春声草庐诗钞》手抄本中。一次次想报效国家、一次次又失望落空，避居香港九龙的黄嵩龄想起杜甫“古来才大难为用”的诗句，不由得发出“难用方知我大材”的悲叹。1944 年在悲愤和抑郁中与世长辞。
自立为训 家国同新
“我子子孙孙，全要自立自创，若有一毫依赖之性，便是无志，便是无远大之图。”黄嵩龄生前遗嘱写下的一段话，叮嘱黄家的子孙后代“自立自创”。黄嵩龄有13个儿女，长大的10个子女完成大学学业，有5人留学美国、法国、德国等，子嗣遍布海内外多地，延续到了第六代。
他曾写下《训子》《戒子孙诗》《示诸儿孙》等家规家训，在他的教育下，十个子女在各行各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黄家兄妹均能恪守父训，没有辜负黄嵩龄的期望。
长子黄谦益，荣获美国总统二战“自由勋章”，曾监工修建海珠桥。20世纪20年代赴美留学，所学专业是“城市与海港设计”。1929年，黄谦益回国，担任广东省珠江水利局的总工程师。当时，由于珠江把广州分隔“河南”“河北”，导致“河南”发展滞后。20世纪30年代，修建了广州第一座跨江桥——海珠桥，中国第一座钢结构开合桥，黄谦益做监工。抗战期间，黄谦益担任盟军陆军的联络顾问，制定战略方案。他有很丰富的地理知识，且懂得英语和岭南多地的方言，所以在军中挑选了一批优秀的士兵，训练他们使用美国枪械，并深入敌后抗击日军。
二子黄建勋，曾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和大元帅府金库库长、大本营盐务署署长。毕业于清华大学，后留美。1925年，黄建陪同孙中山北上，孙中山弥留之际，黄建勋伉俪一直陪伴左右。孙中山逝世后，他负责起草了讣告。黄建勋的夫人伍智梅，“五四运动”时期，在广州发起成立广东女界联合会，宣传妇女解放。与黄建勋结婚后，她一面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，一面筹建广东省中山图书馆，并担任该馆第一任馆长。1924年，她与何香凝等筹建了广东平民生产医院，又与何香凝、宋庆龄等创办了妇女儿童福利会。
六儿子黄震廷，早年就读于柏林大学，回国后任教中山大学。抗战期间，投笔从戎，先后任李宗仁、李济深秘书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黄震廷回到教育岗位。1956年，他重回中山大学医学院，担任德语教师。根据当时的学科发展要求，逐年扩大英、德、法等语种的招生数量的指示，学校在原有俄语、英语的基础上，开始筹建其他语种专业。黄震廷成为当时中山大学德语系创办四大元老之一。
“不尚空谈，惟在务实”在黄嵩龄和他的子女们身上，都无不有所体现。坚持长期主义，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培育形成的红色家风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。黄氏家族，一个百年家族，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。
《南方》杂志新媒体记者、南方+记者 | 陈冰青 李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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